当一个人树立远大目标的时候，他的人生将发生不一样的变化，一个目标对于他而言将是必不可缺少的，它将带领他走向伟大与成功！。周恩来东渡日本，本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虽然没有认同日本走的道路，但是也初步树立了自己的路！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毕业后回到了东北，给母校的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准备东渡日本。

　　1917年9月周恩来因为想要寻找如何拯救贫穷中国的道理和探寻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强起来的原因从而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并写下了抒发救国救民志向的七言诗：

　　1917年10月到达日本的周恩来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年周恩来就认为救中国要从教育开始，也许这也是他先选择师范的原因）。为了学习他为自己制定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在求学的同时，他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候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当时在国内，很多人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胜利，就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也是救中国的一条路，但是周恩来在日本经过考察以后发现，日本的军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参加东京高等师范录取考试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对于周恩来是一个打击，但是他没有就此沮丧，反而全力准备下一场考试，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喝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于上海，早期由陈独秀独自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早期周恩来看过该杂志但是并没有太重视。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

　　1918年，周恩来考试不顺再加上听说了自己三叔的去世，让自己的内心非常苦闷，烦躁之下他再次阅读《新青年》，这让他备受启发，其中宣传的新思想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早晚都读《新青年》从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有了新的领悟，他写道：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用句诗来记述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十月革命以后，日本加紧控制中国，中日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的披露让中国留学生非常愤慨，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号召罢学回国，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但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遭到了日本警官和侦探的突然袭击和抓捕，抗议人群遭到了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

　　5月10日，报上登出了着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0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尤其是彭翼仲的绝命诗中“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两句，使他受到很强的刺激，。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悍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留日中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许多人以罢学归国来表示抗议。周恩来更是不顾自己即将求学的计划，全身心的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中。

　　5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讲演。详情见附录1

　　由于参加活动，导致周恩来的考试再次失利。但是他决定第二年再考。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着作。经过对比以后，周恩来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此时的周恩来由于受《新青年》影响和在日本参加爱国运动的经历，对于自己将要走的路也有了一些选择。本来周恩来到日本的目的本身是想要效仿日本，找到救国的道路，然而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却让他打破了这个想法，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究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借景抒情，以诗言志。1919年4月，周恩来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写下了四首诗，其中《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这首诗表现了他在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上的迷茫和苦楚，仿佛置身在雾中，看不到前路一样，一线阳光的出现，仿佛就是他要寻找的那片真理-马克思主义，给人带来了希望，虽然他还不是很理解这个理论，但是他也有了目标，感觉很开心有了希望。

　　三位伟大的母亲传递给了周恩来伟大的品格和习惯，在小学的时候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目标，在南开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但是在日本他却对于自己要走的道路，仿佛有了新的目标。（前几篇文章《伟大的母亲养育伟大的人，周恩来就是那个人，他有三位伟大的母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在南开的风云岁月，锻炼了组织能力》

　　附录1他说：“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吗？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的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